十三载春秋走过讲台，二十年岁月深耕考古。我是历史学院的朱光华，自2005年踏入首都师范大学，考古教学便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从青涩的青年教师到考古队伍的骨干，从课堂讲授到田野实战，我始终在叩问：何为教育的真谛？考古的意义究竟何在？多年的实践告诉我，答案不在书斋里，而在广袤的田野中，在师生共赴的探索里，在文明源头的探寻中。

一、田野是课堂：把历史埋进土里，把学生带向现场

考古，是一门“动手”的学问，是“以土为书，以铲为笔”的实践科学。自任教以来，我深知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始终坚持带学生“走出去”，把课堂真正搬到遗址边、探方里、考古一线。二十年里，我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：陕西汉中的早期秦文化遗存，山东章丘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，河南汝州、平顶山、南阳、濮阳、商丘、荥阳、新郑等地的多处重要古文化遗址……都曾留下我和学生们并肩工作、风雨同舟的身影。在学校里，曾为本科生、研究生独立或合作开设过将近十门课程，曾先后两度担任历史学院考古班、文化遗产班的班主任，作为带队教师指导新生军训一次，指导本科师范生教学实习一次，指导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十余次，曾获评为“首都师范大学专业实习优秀指导教师”。

田野考古，从来都不只是技术的训练，更是品格的锤炼、意志的磨砺。每次野外实习前，我们都会精心组织召开考古实习动员大会，并成立由教师党员、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临时党支部。会上，从学院领导到专业教师，再到学生代表，都会郑重发言，提醒学生们注意安全，更叮嘱大家树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牢记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。我常对学生说：“我们挖的不是普通的土，是文明堆积的土层。敬畏历史，就是敬畏我们自身的来路。”

在实习过程中，我们格外注重将专业实践与立德树人相结合。除了指导学生掌握考古发掘、地层判断、遗物提取、考古绘图、摄影记录、室内整理、报告编写等全套技能外，我们还积极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红色革命纪念馆，策划面向社会公众的考古知识科普活动。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实地锻炼和思想碰撞中，学生们不仅学会了专业本领，更深刻理解了何为家国情怀、何为文化传承、何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。看到他们从最初的青涩忐忑，到后来的沉稳干练，从对考古的模糊好奇，到坚定以此为志业，是我作为教师最大的欣慰。

二、遗址即教材：在王庄，读懂中原文明的童年

2023年与2025年，我作为领队，主持河南永城王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。同时作为带队教师指导我校考古学专业本科生、研究生的田野考古实习，2023、2024年度本人因工作成绩突出，学校年度考核为优秀；2024年度被评为首都师范大学嘉奖记功人员、优秀共产党员；主持发掘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成果显著，先后荣获“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”“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这片看似平凡的中原土地，却埋藏着解读文明起源的重要钥匙。王庄遗址是首次在河南境内发现明确的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，揭露了包括墓葬、灰坑在内的一批重要新石器时代遗迹，出土了玉器、陶器、石器、骨器等大批制作精美、意义重大的文化遗物。这项突破性发现，更为了解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关键证据，引起了学术界与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。

王庄遗址，对于我的学生而言，就是一本最鲜活、最厚重的考古学教材。在这里，他们没有现成的答案，每一个现象都需要亲手揭露、独立判断、集体研讨。我鼓励他们俯下身去，细心观察陶片的纹饰与质地，耐心分析地层的叠压关系，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。从辨认遗迹现象，到独立负责探方发掘，再到参与室内整理和初步研究，他们的专业技能、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精神在实战中得到飞速提升。当中央电视台、光明网、新华网等媒体纷纷报道王庄遗址的重大发现时，学生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他们不仅是田野实践学习的参与者，更是重要历史发现的亲历者和贡献者。许多学生正是因为这段难忘的王庄经历，真正爱上了田野考古，坚定了终身从事考古研究的志向。为此，历史学院决定将王庄作为长期工作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，将其打造成为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摇篮。

三、基地为桥梁：让考古走出深闺，走进社会

田野考古的成果，不应只停留在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中。如何让沉睡地下的文化遗产“活”起来，服务当代社会，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。经学校、学院、专业领导及地方政府过多方努力，2024年11月，“首都师范大学永城考古实习基地”正式挂牌成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挂名，而是一个集考古资料整理、文物修复保护、公众考古宣传于一体，并能满足师生长期驻扎、学习、研究需要的现代化综合性实践教学平台。它的建成，标志着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进入了规范化、体系化、可持续的新阶段。

以此为基础，我们积极与永城市政府紧密合作，共同筹划举办王庄考古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。我们的目标，是将专业的考古发掘成果，转化为可观、可感、可游的文化旅游资源，让考古学从“象牙塔”走向大众，让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滋养社会文明、增强文化自信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。我经常对学生强调：“我们考古工作者，不仅是历史的发现者，更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和传播者。我们的工作价值，最终要体现在服务社会、启迪民智上。”看到当地民众和来访游客对我们工作的好奇与认可，学生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考古学的社会意义和当代价值。

四、党员即旗帜：在田野中践行初心

作为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教师，我始终牢记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的初心使命，将共产党员的信念与担当，融入日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田野实践之中。在野外临时党支部里，我和学生党员、积极分子一起学习党的理论，过好组织生活，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艰苦的野外工作紧密结合，用行动诠释“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”。我深知，考古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，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、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，我格外注重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，鼓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考古人的智慧和力量。

回首二十年育人路，我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，成长为一名带领团队在田野中探寻文明根脉的考古人。教育对我而言，是在探方中俯身讲解的耐心细致，是在遗址旁与学生共度寒暑的风雨同舟，是在灯下共同研讨的思维碰撞，更是将文明的火种、求真的精神、家国的责任传递给下一代的庄严承诺。我愿继续做那个脚踏实地、面向土地的耕耘者，做那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引路人，让更多年轻的眼睛，能够透过残陶碎骨、地层叠压，看见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与灿烂辉煌，并自觉投身于守护、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。这条路，我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